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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鹏评点史记人物:晋文公的价值观魅力

2017-10-11 09:47:00 来源:镇江生活资讯网

重耳:第二位春秋霸主

大家好,这是掌上国学院“杨鹏评点《史记》人物”。今天我们评点晋文公重耳,讲讲重耳价值观的魅力。重耳是晋国国君,他的出生地大概是现在山西运城附近。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,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97年到公元前628年。重耳出生年月,学界有争议,我们遵照《史记》的说法。重耳去世以后几十年,老子和孔子才相继出生。

重耳(约公元前697年~公元前628年)

《史记·晋世家》载: 晋文公重耳,晋献公之子也。自少好士,年十七,有贤士五人:曰赵衰;狐偃咎犯,文公舅也;贾佗;先轸;魏武子。

晋国是春秋五霸之一,晋文公重耳是继齐国齐桓公以后的第二位春秋霸主。重耳的历史形象主要由两件事构成:一是他熬过了长达19年的流亡生活,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;二是在城濮之战中,他率领晋国联军战胜楚国联军,扼制了楚国北进的势头,成为中国北方各国的盟主。这一战奠定了此后长达150多年的晋楚争霸的春秋国际秩序。

重耳43岁时避祸流亡,在外流亡了19年,直到62岁时,才在秦国的支持下返回晋国当上国君,把晋国发展成春秋时期的中国霸主,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励志传奇。

这张图是重耳流亡图。43岁的时候他从晋国逃到翟国。翟国的“翟”《史记》中也写作“狄”)是重耳母亲的国家。12年后,因被追杀,从翟逃亡到齐国。到齐国的时候55岁。在齐国待了5年以后,又到楚国,最后到秦国。62岁的时候,在秦国的支持下,重返晋国,成为晋国国君。

城濮之战奠定春秋国际秩序

重耳当政期间的公元前632年,在今天山东鄄城西南面,爆发了晋国联军和楚国联军之间的城濮之战。

城濮之战(公元前632年)

城濮之战被后世称为中原争霸第一战,此战奠定了其后150多年的春秋国际秩序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载:夏,伐宋,宋告急于晋,晋救宋,成王罢归。将军子玉请战,成王曰:“重耳亡居外久,卒得反国,天之所开,不可当。”子玉固请,乃与之少师而去。晋果败子玉于城濮。成王怒,诛子玉。

大家注意看图,城濮之战就是晋国、秦国和齐国联合,攻打楚国、陈国和蔡国联军。陈国和蔡国是小国,所以城濮之战实质是晋国、秦国、齐国三个北方大国联合打一个南方大国楚国。重耳在流亡期间,秦国、齐国和楚国都有恩于重耳。重耳并不想与楚国开战,楚成王本人也不愿意打。主要是楚国一个将领子玉咄咄逼人,使得晋国、秦国、齐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楚国。城濮之战,可以说楚国在内政外交上皆有失误,所以失败。

城濮之战,北方三个大国联手遏制了南方楚国北进的势头。这一战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,其后晋、楚两个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互有胜败,形成两大国际联盟间的军事平衡,形成了各国的均势外交。可以说,城濮之战奠定了此后一百五十多年中国春秋的国际秩序:一个太极图秩序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晋世家》评价晋文公说:“古所谓明君也。”这个“明君”,“明”在什么地方?

重耳的故事很多,人物形象很丰富,但因为课程时间有限,我们今天只集中讲他的四个方面的事情,希望大家能从中体会到司马迁心中明君的特征。第一是天命意识,第二是如何对待贤才,第三是如何对待履鞮,第四是如何对待赏赐。我们逐一分析。

被认为天命在身的重耳

我们先看第一点,天命意识。重耳最大的特点就是得人。所到之处总有人积极主动的帮助他。自周朝以来,中国人认为天助者人助,因此讲究“尽人事待天命”、“修德以配天”。大家认为天命降临,这个人身上会有一种神秘力量,给人巨大的信心。重耳最大的特点就是招人喜欢,让人信任,众贤士愿意追随他。他的妻子们也愿意帮他。齐桓公、楚成王和秦穆公都很看好他,愿意鼎力相助。重耳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。

《左传》上记载楚成王说重耳:“天将兴之,谁能废之?”说重耳是有天命护佑的。赵衰是重耳的谋臣,追随重耳流亡19年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记载赵衰要出来做事,事先进行占卜看到底应该跟随谁,他对晋国的晋献公和诸公子都进行占卜,结果都不吉利。占卜重耳,吉利。《史记-赵世家》记载:“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,莫吉;卜事公子重耳,吉,即事重耳。”占卜可否事奉公子重耳,结果是大吉。赵衰就死心塌地事奉重耳,跟定重耳了。赵衰追随重耳是占卜过的,结果也证明这个占卜是正确的。

楚成王认为重耳有天命在,赵衰等追随者认为重耳有天命在身,重耳的妻子齐国的姜氏也认为重耳有天命在身。《国语·晋语四》中记载,重耳的齐国妻子姜氏劝他说:“晋之无道久矣。”晋国无道很久了,你不要在齐国贪图生活享受。“君国可以济百姓。”回到晋国担任国君,你可以救济百姓。还说“上帝临汝,无贰尔心”。上帝降临于你,你不能有二心。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你已经被上帝拣选了。

我在看这些史料时就在想一个问题:楚成王、赵衰、齐姜氏为什么都认定重耳有天命,而且决心帮助他成就天命?重耳的言行是怎么传达出一种天命感的?应该说,天命是中国精神中最神秘最难理解的核心,可以说是中国精神的灵魂。今天我们习惯说“自助者天助”,但对中国春秋时代的人来说,是“天助者人助”。

性情中人重耳

第二,我们来看看重耳如何对待贤士、对待贤才。重耳逃离晋国不是一个人,跟随他的有二十多个人。其中有五位晋国的贤才,《史记》记载有赵衰、狐偃、魏武子、先轸、胥臣等。这些人才华出众,有国家情怀。他们追随重耳流亡十九年,其中赵衰的后代建立了赵国,魏武子的后代建立了魏国。

追随重耳流亡的贤才

《史记·晋世家》载:重耳遂奔狄。狄,其母国也。是时重耳年四十三。从此五士,其馀不名者数十人,至狄。关于五贤,另一种说法包括贾陀,不包括胥臣。

爱好人才,这是做大事的前提。重耳有这个特点,重耳手下都蛮特别的。《史记》记载,重耳离开翟国逃往齐国,中途经过卫国的五鹿这个地方,饿了,向野外农夫讨饭吃。野人把泥巴土放在碗里面给他,重耳很愤怒。但是赵衰就说:哎呀,这是土,这是要拥有土地,你赶快去稽拜接受吧。”(赵衰曰:“土者,有土也,君其拜受之。”)

这个故事《左传》是这么记载的,子犯曰:“天赐也!”稽首受而载之。子犯就是狐偃,子犯说: 这是上天要赐予这块土地给你。行礼,然后把泥土放到车里面去。

从这个细节看,重耳并非总有经营天下的自觉,倒是他的手下像赵衰、子犯这些人是一直有的。他们追随重耳逃亡12年,路上都吃不上饭,心里还在想着上天要赐予晋国土地。但重耳是性情中人,听从劝告。也是明白人,一听就懂,马上行礼受土。

可见,要能够得人就要能听道理,知错就改。后来重耳当上国君以后,很快就占有了五鹿。在《国语》上记载,子犯当时说:“天事必象。”上天的安排、上天的事情,必先有征象。他说,不出十二年,当岁星运行到寿星和鹑尾星之间的时候,我们晋国一定会拿到这块土地。这群人在逃难途中,心里想的尽是未来的大事。

重耳手下贤明之士很多,这给人印象很深。楚成王评价重耳说:“从者皆国器,此天所置。”追随重耳的都是治国的大才,都是治国的才器之人,这是上天安排的。所以,看一个领导人的水平如何,看其追随者的水平就知道了。后来刘邦总结自己之所以能够成功,是因为自己善用人杰。什么是领导人的工作?领导人的工作就是找人才、用人才。治理国家就是找国器、用国器。重耳有善用人杰的优点。

公私分明,不念旧仇

第三,我们看看重耳怎么对待履鞮。履鞮又名勃鞮,寺人披,是晋国的一个宦官,一个杀手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记载,他曾经受命于晋献公和晋惠公先后两次追杀重耳。原文为:“献公二十二年,献公使宦者履鞮趣杀重耳。”“惠公七年,畏重耳,乃使宦者履鞮与壮士欲杀重耳。”

履鞮受命于晋献公追杀重耳,重耳翻墙逃跑,履鞮砍下他的袖口。重耳逃到翟国第十二年,履鞮又受命于晋惠公远远的追到翟国追杀重耳。

有意思的是,重耳当上晋国国君以后,这位履鞮要求见他,重耳不愿见履鞮,也没派人杀履鞮,他只是让履鞮反省,问履鞮:为什么追杀我的时候你那么用心?履鞮回答说,事君要忠心,自己只是忠实执行公务而已。现在我要向文公您效忠,我有要事相告。重耳见履鞮,履鞮把有人要谋反的消息告知重耳。结果重耳得以及时平叛。

重耳跟履鞮之间私人恩怨很深的,履鞮差点要了他的命。但重耳在对待履鞮的问题上,真是大公无私,以国事为重,把私人恩怨和公务分得很清楚,因此得到了履鞮的重大帮助。履鞮追杀过重耳,重耳成功返国当上国君,履鞮没有逃跑反而找重耳报信,前提是他对重耳有信心,相信重耳会公事公办、公私分明,不会公报私仇。

从对待履鞮这件事,我们也能看出重耳之所以能够得人。相比重耳不杀履鞮的道义文化,在重耳死后400年,公元前222年,秦始皇打败赵国进入邯郸,把跟他母亲家有私仇的人都抓来活埋了。可以说,从重耳到秦始皇,中国的道义底线全部崩塌,这真是文明的堕落。我特别喜欢春秋时代的中国人,觉得春秋以后不是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上升,而是中华文明的退步和堕落。

赏赐功臣体现出价值魅力

第四件事,我们来看看重耳如何赏赐功臣。重耳当上国君后,要赏赐功臣。有一个人叫壶叔,是跟随重耳的仆人,来找重耳说: “君三行赏,赏不及臣,敢请罪。”您已经赏赐三轮了,我跟您19年,还没有得赏。重耳是这么回答他的:

第一句话是:“夫导我以仁义,防我以德惠,此受上赏。”就是说用仁义来引导我,用德惠来防止我的过失。“德惠”就是能有德带来实惠,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这就是德。“导我以仁义,防我以德惠”,此受上赏。这是最高的赏赐。也就是说,对重耳来说,最大的功劳是什么?首先是国家价值观建设。

把历史放长一点,所有执政者终将死去。执政者能够在历史中留下来影响后世的,就是他留下的经验教训和价值传统。执政者的一言一行都在塑造国家传统,在这个意义上,执政治国其实就是建立国家价值传统。君王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的价值传统。有这种意识才会认为“导我以仁义,防我以德惠,此受上赏”。

重耳再说:“辅我以行,卒以成立,此受次赏。”也就是说,行动上辅助我,最后把事给做成了,这是受次赏的,次一等的奖赏。这个行指的就是政治、外交、国家管理方面有功。有政治之功,这是“受次赏”。

重耳又说:“矢石之难,汗马之劳,此复受次赏。”就是冒着敌人的飞箭,敌人的石块,艰难的前进。有骑着战马战斗的汗马之劳,也就是说,有战斗的军功,受次赏,这是第三级的赏赐。

重耳最后说:“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,此受次赏。”就是靠力气在我身边事奉我,但是不能弥补我的缺陷的,再次受赏,这是第四等了。

不少领导人喜欢提拔在身边事奉过自己的人,这是考虑自己人好控制,不是考虑国家利益。重耳不同,他施行赏赐是国家利益至上的。对晋文公重耳来说,赏赐是有等级的,赏次背后有价值考量。我把晋文公重耳在进行赏赐时的价值考虑总结如下:首功,也就是说受上赏的是价值之功。就是要对国家的价值观建设,对价值传统的塑造要有功业;其次是政治之功。在政治方面有成就的;再次是军事之功,就是战争之功;最后是事奉之功。就是在自己身边做事奉工作的。

晋文公把功业分为这四个等级,而且按照这四个等级去论功行赏,这真不是说空话。《史记》记载,城濮之战以后论功行赏,晋文公把首功给了狐偃。有人说城濮之战是先轸的策略,首功应该给先轸。晋文公重耳说:城濮之战时,狐偃劝说我不能失信于楚国。“城濮之事,偃说我毋失信。”提醒我要遵守对楚成王的承诺,一旦与楚军开战,晋军一定要先退避三舍,以示报恩和礼让。先轸跟我说要优先考虑军事的胜利,“军事胜为右”。我采用了先轸的策略取得了胜利,但是先轸的看法是“一时之说”,是短期的利益。狐偃所说的话是“万世之功”,有构建万世价值和利益的功绩。也就是说,这会构建一个价值传统。我们不能够把军事上一时的获利,放在能够构建万世价值传统的功业之上,所以得首先赏赐狐偃。

《史记·晋世家》原文为:文公曰:“城濮之事,偃说我毋失信。先轸曰‘军事胜为右’,吾用之以胜。然此一时之说,偃言万世之功,柰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?是以先之。”

对重耳来说,论功行赏要考虑万世之功,这个万世之功就是国家必须建立起重义守信的价值传统。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,形成重义守信的价值传统重要,还是在一场战争中赢了重要?对重耳来说,通过赏赐来塑造一个国家重义守信的传统,这才是根本利益,是国家长远的重大利益。

重耳打压一下有军功之臣先轸,是有先见之明的。先轸是重耳重要的谋臣,晋国名将,先轸是主战派、鹰派。公元前633年的城濮之战,按他的策略打败了楚国。在公元前627年,重耳刚去世一年不到,先轸力排众议,在崤之战全歼秦军。这在军事上是重大胜利,但这只是一时之利,在道义上留下了很严重的问题。

楚国和秦国都有恩于重耳,尤其是秦国。重耳得以返国当政靠的是秦国的鼎力支持。晋国在崤之战中如此翻脸不认恩人的做法,破坏了中国春秋的道义传统,带来了秦国、楚国的仇恨。秦国尤其仇恨晋国。

后来秦国统一中国之战,最早消灭的就是三晋。秦国进入三晋之后非常残暴,秦将白起活埋了四十万赵国的降卒。秦国这么干是因为有历史仇恨,要去报仇,出手非常残暴,这这把中国的文明拖到了底线之下,完全丧失了底线。追根溯源,就是有先轸这样的人,在精神上结束了有道义底线的春秋时代,开启了不讲道义,只讲胜败输赢的战国时代。

重耳之价值追求非常宝贵

我们回头再看重耳赏罚时的价值等级,一个国家的赏与罚,一个国家的激励机制,表达的是国家的价值导向。从价值之功、政治之功、军事之功最后到事奉之功的排序来看,重耳是真有价值追求的人。他会把自己的政治行为,放在国家政治传统的构建,放在国家价值和精神传统构建的基础上来思考,这非常宝贵。

我们再重温一下重耳这几句话:

文公报曰:“夫导我以仁义,防我以德惠,此受上赏。辅我以行,卒以成立,此受次赏。矢石之难,汗马之劳,此复受次赏。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,此受次赏。三赏之后,故且及子。”晋人闻之,皆说。

文章标签:魅力 价值观 人物 史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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